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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为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创造全球最好的经济金融生态 大力发展科技金融，创新金融制度，使金融更好为实体经济与民营企业服务。
一般地，一国的有效需求有两大来源：（1）内源型需求，国内收入结构是主要的影响因素。官员和所谓专家对经济周期的反应都是，抵制源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著作的宏观经济理论，重回古典微观经济理论的大概可靠和真实的分析。
这是一种由内部发生的经济萧条，如1930年代和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的萧条曾经以及正在例证的那样，尽管也还有其他例证，包括1990年代早期的全球经济衰退……泡沫经常是由错误的信念造成的，错误地相信基本面正在发生变化——某一市场，甚或整个经济正步入一个增长的新时代。进而，孔德还提出，文明的发展意味着人类的组成是死人多于活人死人越来越支配着死人。事实上，现代市场已经远远不同于斯密以及萨伊等人所面对的小范围的熟人市场，产品的供给方和需求方不再存在密切联系，进而产品的生产者也不再了解消费者的真实需求。（2）它有助于维持需求的可持续性而不会突然中断，即使在世界性经济危机中依然有足够的储蓄来支撑消费需求。（2）不稳定的储蓄变动往往会滋生出一种幻觉效应，短期的储蓄增大往往使得厂商误以为利率的长期下降，从而激发出对高级产品的过度投资。
流行的观点将信用紧缩与银行的所有者或主导者联系起来，主导者洞察到了经济过热而有意识地收缩信贷。一般地，市场定价体系对生产和消费的影响体现在：一方面，市场收入的巨大差距造成了购买力的社会分层，进而导致不同商品的自然价值与交换价值发生不同方向的脱节，其中，高级产品的交换价值要远高于其自然价值，从而就会吸引厂商的大量生产和投资，这已经为奥地利学派的先驱维塞尔所阐述。支持CDO的证券池包括各种企业债券、杠杆贷款和资产支持债券（ABS）。
它赋予三权分立的三个部门中看似权力最弱的一个部门—联邦法院系统足以制衡其他两类机构的权力，即联邦法院，尤其是联邦最高法院，是联邦或州立法与行政部门立法以及行为合宪性的最终裁定者。对于拥有跨行业子公司的金融控股公司，1999年《金融现代化法案》规定：其母公司的监管实行伞形监管与联合监管共存的制度。因此，金融机构的短视行为，造成房地产信贷过度膨胀，是次贷危机传导链条上的首要环节。二、制度建构:金融监管应对金融创新滞后 能否正确解决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之间看似难以克服的紧张关系，是考量决策者与立法者理性与智慧的又一尺度，因为以新金融工具的采用、新金融市场的开辟、金融服务方式的改变以及金融体制的改革为主要内容的金融创新，本身就意味着对既有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挑战与破坏。
并为我国没有大量使用这类金融衍生工具而沾沾自喜。次贷危机后，为保障金融安全，2008年国务院发布《中国人民银行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在中国人民银行的职责中添加了负责会同金融监管部门制定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规则和交叉性金融业务的标准、规范。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从1975年起就开始依赖于一种叫做NRSROs的机构作为信用评级手段，建立了NRSRO制度。比如，次贷危机爆发前并非完全没有风险征兆。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其2007年出版的新著《动荡年代》（The Age of Turbulence）中赞美分权的金融监管模式是多个监管者比一个好。正是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住房按揭贷款证券化呈爆炸式地发展。
2002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着手调查安然倒塌案件中评级机构（NRSROs）充当的角色。2002年10月，参议院发布了一篇有关NRSROs在报道和评估安然过程中缺乏谨慎性的报告。2000年6月，英国国会通过《金融服务与市场法》（FSMA）。次贷危机将其局限性暴露无遗：除上述重复监管、监管冲突以及监管成本居高不下之外，更有监管真空、监管竞次、监管容忍与监管套利。
当解释权发生冲突时，则由国会裁决。当然，仅仅将人民银行的职责扩张至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还不能涵盖所有的金融创新领域，因此，在未来的金融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活动中，中国人民银行与银监会应该互相配合，做好系统风险防范才是明智之举。
该原则渗透在美国的整个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中，联邦宪法确立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中央横向分权体制和联邦与州之间的纵向分权体制，几乎每一实权位置都有相反的权力与之均衡。这无疑在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基本职能之外加上了某种金融监管职能，但这种职能与三会（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负责个别金融机构监管有本质区别，它是一种金融系统风险预警监管方式。
他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金融机构所开发的金融业务（证券化、衍生交易及其他）以及经营模式（以自营业务、兼并与收购中介业务等为中心的投资银行业）被众多国家的金融机构和监管机构视为共同标准。比如，我国目前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结构，基本上属于按机构性质划分监管权属的多边监管结构，有着浓浓的美国式印记，实践中也有不少美国式的尴尬。其二，建立资产证券化多主体争议解决机制，弥补金融监管法律缝隙。对此，美国的国父华盛顿在其告别演说中曾有过精辟的阐述：侵犯职权的风气易使各部门的权力集中为一，这样不管建成何种形式的政府，都会产生一种地道的专制。该法虽然取消了消费贷款利息税前扣除，但保留了抵押贷款利息支出的税前扣除。美联储同时降低贴息率和同业拆借率，并持续注入流动性，就是为了将危机的冲击波转移至其他的美元持有者身上，因为这些政策造成的美元弱势将使得美联储及美国金融机构的债务缩水。
2005年，美国在联邦和各州层级，总共拥有115个金融监管机构从事金融监管，而且当时国会还在考虑增设监管机构。在横向上，各监管机构实行分业监管。
在2000年到2005年之间，仅明显的抵押贷款证券化就增长了61％,到2005年3月证券化抵押资产总计达4. 61万亿美元。沾沾自喜者说，中国的金融企业中，只有中行、工行、建行和中信银行等持有一定数量的MBS和CDO，且在各自的证券投资总额中比重不大，特别是相对于银行总资产来讲十分有限，对各银行的资产负债状况和盈利能力影响不大，对整个银行体系的直接影响有限。
在笔者看来，只有构建金融创新中多主体争端解决机制，才能改变相对僵死的成文法应对金融产品层出不穷的尴尬局面。在投资者追究评级机构法律责任时，司法机关总是根据美国宪法关于公民言论自由对规定，视评级机构为中立性机构，认为它们的评级结果仅仅作为投资者的参考，所评等级的改变引起投资者损失与评级机构无关。
二是要保护美国消费者利益和维护市场稳定。功能监管的真谛在于创造一个统一的巨无霸式的金融监管者，以避免机构监管中不同金融业的监管者各自为政的现象。在美国，这一变革表现为信贷方式的根本转变，即由银行体系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存款，在留取一定存款准备金后再作贷款的传统信贷方式，转变为把银行贷款证券化，通过证券市场获得信贷资金，实现信贷扩张的新方式。占有次贷市场59％的抵押贷款机构并非联邦住房贷款银行会员，不受联邦住房金融委员会的约束，而私人机构发起的抵押贷款证券亦不在联邦住房企业办公室监管范围之内。
但是，美国证监会立刻宣布期货交易委员会的批准是无效的，理由是该期货合约属于证券范畴，于是要求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必须重新向证监会申请。根据贝肯和肯尼斯（Bacon、 Kenneth, 1993）和斯古勒（Schooner, 2003）的统计，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美国国会有关金融监管一体化的正式议案就有11个，这些议案均未被通过。
《1968年威廉斯法》（1970年作了修正）要求在现金标购、交易所拍卖、大规模股权购买业务中实行信息公开，并授权证监会制定规则，管理公司接管活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不仅是权威的象征，而且手握实权，它能使国会、总统、州长以及立法者俯首就范。
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是贪婪的投机，而非理性的投资。在这里，法律文化表现出固执的保守性。
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推进，银行、证券和保险领域的产品及服务不再有截然的分野，兼具三者属性的金融衍生产品不断涌现。为了解决Fannie Mae的流动性问题，1970年又成立另一个半政府机构（Government National Mortgage Association，简称GinnieMae），专门将各种住房按揭贷款打包然后分成股份，以可交易证券的形式向资本市场投资者出售。随后，纽约州、新墨西哥州也明确规定二级抵押贷款市场上的投资者购买次贷将面临罚款。赚钱时可以获得高薪，亏本时由股东买单的薪酬激励机制进一步助长了这种道德沦丧。
（三）司法至上在金融监管中的彰显及其不相容性 司法至上是指，同级政府官员不仅有义务遵守司法裁决，而且也要在未来的决策过程中依循司法部门的推理。联邦层面的最基本管辖权属如下：美联储（FRS）、货币监理署（OCC）、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三家机构共同负责对商业银行的监管。
作为美国最大债权国的中国，实际上既没有在美国资产证券化发展的过程中分享到金融创新的利益，反而在次贷危机中为美国买单，难道我们还能够为自己没有搞资产证券化而庆幸吗？次贷危机虽然使资产证券化的发展势头受挫，但是经过危机的洗礼，金融监管制度和资产证券化市场一定会完善起来，并为各国经济发展提供更好的资金支持。但是，州控制次贷的试图与二级抵押贷款市场最大的投资者—联邦银行扩张次贷的迫切要求相冲突。
两家监管机构此后展开将近20年的对金融衍生产品监管权的争夺战，最终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国会的调节之下形成了一个妥协方案：期货交易委员会拥有对外汇金融衍生产品（除全国性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外汇衍生产品）、股票指数期货以及指数期货期权的监管权，而证监会则拥有对股票期货、股票期权、股票指数期权的监管权。因此，金融创新就不可能是完全无拘无束的，其创新的自由只有搁置于法律自由的框架之下，才是具有社会意义和有益于社会的。